八声甘州

李斯：辉煌的悲剧


    走进厚重的历史，总忘不了要去看看李斯。那个在讲求血统的时代出身卑微的上蔡小吏，历经曲折，在中国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创建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位极人臣，有许多令人敬佩的地方，但由于其自身的原因，最终没有逃脱腰斩咸阳街头的悲惨命运。他是一位做出了辉煌成就的悲剧人物。他留下的，不仅仅是载入史册的光辉业绩，更有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首先是他的少年大志。孔夫子曾经极力推崇“学而优则仕”，这种社会运行的法则已经广泛地被人们所接纳。我们不能苛求李斯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实际上激励他立志做大事的契机，是他在最初的公务员生涯中，发现了生活在两类不同环境中的老鼠的不同命运。污秽中的老鼠，在厕中觅食，见人则仓皇逃窜；而在官仓中的老鼠，则饱食终日，无所畏惧，心广体胖，硕大无朋。面对这样的情景，又有哪一个下层的平民不有所感、有所思、进而有所动呢！因而，他毅然下定决心，立志出人头地，随后投入当代名师荀卿的门下，开始了艰难的求学历程。

    其次是他的不屈不挠。当时的秦国，经逐步接受了中原文明，是一个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国家。在经过商鞅变法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秦人最先懂得依靠个人奋斗、建立军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平民可以获得爵位，奴隶可以得到解脱；言论自由，人们可以对任何事物说长道短。在这样的环境中，李斯建功立业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公元前247年5月，即位刚3年的秦王子楚死了，嬴政即位，尊吕不韦不相，号称“仲父”。此时的李斯，投入吕不韦门下，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踏上仕途，身居“客卿”，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但就在李斯春风得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六国不愿意看到秦国的强大，面对日益强大而且大有一统山河气势的秦国感到更加恐惧。那个被秦国屡次攻打已无还手之力的韩国，想到了一条“疲秦”妙计——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去，开凿一条连通泾、洛的新渠，名为浇灌关中农田，实则以期耗费秦国的人、财、物力，减缓其军事进攻的压力。但这条妙计最终被秦人识破，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郑国开始，所有在秦的外国人，无论其身份、职位，统统被驱逐出境。这对正准备大显身手的李斯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怎么办？就这么走，他绝对不甘心；但要留下来，又该怎么去做呢？他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困惑之中。但时间紧迫，容不得他再作更深的思考。六国都危如累卵，要是走了，这一生的追求将毁于一旦；而要留，面对的又是如此严峻的形势！危急之中，只有舍身一搏了。于是，他把住秦王的思想脉络，秉笔疾书，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伟大最光辉的著作——《谏逐客书》，打动了嬴政。最终，他留在了秦国，而且得到了秦王嬴政的青睐，平步青云，秦统一天下后官至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中国开天辟地第一人，他少年时期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更主要的是他卓越的政治才能。李斯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首先，秦王朝疆域的扩大，导致原有国家机构及其运行方式、管理方式已远不能与现实相适应，作为行政管理的直接实施者，李斯有着最直接、最深刻的感触和了解，他必须得考虑建立一种全新的行政框架。这样，中央—郡—县三级行政区划的框架被确立，而且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尽管历代王朝或多或少作过更改，但大都没有脱离这个窠臼。其次，对六国人民实行精神上的控制，那就是统一了文字。苍颉老先生造字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后世子孙们会因为居住地的差异而把字写得形体各异。七国之间没有统一的“世界文”，制约了各国文化的交流。奥地利人进入法国，日本人占领朝鲜及我国东三省，第一要务就是推广应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要求当地人以最快的速度最大限度地忘记自己的母语而接受他们的文化。李斯做得绝对不比他们差。他本来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又是秦人意志的忠实代表，他必然要以他的方式去影响六国人民，这就是废除六国文字，而以秦文为核心进行改造，创立并推广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文字——秦小篆。这样，从读书人开始，必须要接受秦人的思想了。第三，文化上的统治表面上是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却不自觉地增强了人们对某一种东西的向心力。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外乎衣食住行，其中度、量、衡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秦人统一了度、量、衡的标准，而且在量具、衡器非常醒目地铸一个“秦”字，以及大秦帝国皇帝的诏书，这样，哪一级的官员、哪一个“黔首”又能不把它奉若神明呢！而且秦人在生产剑、戈、箭簇中已经实现了“标准化”的基础上，再建设统一宽度的道路、制造统一宽度的车辆，你一天看到的是“秦”，听到的是“秦”，感受到的是“秦”，那个“秦” 萦绕在你耳边，铭刻在你心里，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存，日久天长，哪管他齐楚故国何在呢！若非六国遗胄，那么一介平民只求生活安定，免受战火荼炭，于愿已足，只要不是暴君，不行暴政，谁做大王，于他们并无大碍。

    这正是李斯的卓越和辉煌！

    但就在他的事业走向巅峰的时候，也为他最终的悲惨结局伏下了祸根。这一切又都是他少年时的“理想”使然。他既然不愿做“厕中鼠”，把自己人生的目标定位在“仓中鼠”上，那么自己的思维、行为必然要以之为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已是不择手段了。
察言观色、阿谀奉迎是他成功的重要手段之一。嬴政时期的吕不韦，虽然位高权重，但总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比不过魏国的信陵君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赵国平原君赵胜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这些人的门下，可以说是食客如云，谋士影从。吕不韦身居天下第一大国、强国的“仲父”，自然也不甘落后，所以也附庸风雅，网罗招揽了所谓的名士食客三千余人。李斯投身相府，可谓适得其时。荀卿曾追随春申君任楚国兰陵令，李斯以曾师从荀卿，以荀卿当时的名望，加上李斯的卑躬屈膝巧言令色，吕不韦收留李斯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在荀卿的学生中，李斯的乖巧善辩和察颜观色是首屈一指的。正因为如此，他先是得到吕不韦的信任，进而有了接触秦王的机会，找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政治平台。接下来以反间计离间六国君臣之间的关系，瓦解六国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桩桩件件，无一不体现了他的本色。就是在主政期间，他也没有忘记投秦王所好。秦始皇要“愚民”，废百家之言，他推波助澜，不仅在朝堂上慷慨陈词，批驳诸儒，而且忠实地执行了“焚书”政策。

    嫉贤妒能，排斥异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韩非是韩国王室，与李斯同学于荀卿。李斯巧言，韩非口吃。巧言者善辩，口吃者勤思。韩非因自己的治国方略不能被韩王愤而著书，因有《孤愤》、《说难》、《五蠹》等篇。这些著作思想深邃，文笔犀利，李斯本人也自叹不如！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当嬴政读到韩非的文章后，击节赞赏， “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因此在军事上频频向韩国施加压力。无奈之下，韩王把韩非交给了秦国。在与秦王最初的交流中，韩非的“法、术、势”深得嬴政的称道，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韩非则因秦王能接受自己的观点，觉得自己政治抱负施展有望，一拍即合，欣然留在了秦国。但他的留秦，却使另一个人愁上心头，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压力。这个人就是李斯。他看到韩非受到了秦王的信任，预感到自己的地位即将受到威胁，韩非很有可能就是自己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于是，作为一国之相的他，调动了全部的思维机器和工作机器，开足马力，开始了扼杀学友于秦的“壮举”。他有随时进见秦王的自由，他可以随时向秦王奏报天下的大小事务；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报网提供的线索，消灭六国派往秦国的间谍；他曾派出大批谍报人员，以反间计将六国各个击破……这已足够了！于是，他向秦王奏报：韩非是韩国派来的间谍！理由是：韩非是韩国的王室，不同于他人，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必定会效忠韩国；韩非是迫于军事压力来到秦国的，并非象自己是因仰慕大王而真心实意投奔的；要吸取郑国修渠的教训，尽管渠修好有利于关中农业的发展，但在修渠的那五六年中，我们实在也无力向六国用兵——所以韩非不能用！那么放他回韩国？也不行！他了解秦国的国情，学习了秦国兴盛的经验，加上他固有的才能，放他回韩，无疑是纵虎归山，遗患无穷！而韩非苦苦等来的，却是身陷牢狱、一杯[酉鸩（左）]酒！当秦王幡然悔悟想要找他的时候，这位极有可能为秦王贡献力量的杰出人物，早已断送在了自己的“同学”手中！

    为人不忠，缺乏诚信是他悲剧性格的典型体现。他少年时即在楚国上蔡郡中做过小吏，也可以算得上是领取国家奉禄的公务员了吧。但食君之禄，却不忠君之事。看到六国疲弱，强秦压境，他放弃了他的故乡，放弃了他的祖国。我们无法想象他当年离楚西行时的心境。我们无法知道，他当时是否想过，在他之前不久，曾有一位文人，力主与强秦一搏。一旦壮志难酬，愤世嫉俗，高歌《离骚》，低吟《怀沙》，自沉汩罗，宁做故乡之鬼，不做他乡之客！我们无法知道，当他向西疾行时，是否回首东望生他养他的故乡，是否有过对故国家园的点滴眷恋！入秦之后，他做了“相父”吕不韦的门客。在吕相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时候，他可能是一条忠实的走狗，但绝不是一条聪慧的走狗。同样是门客，冯欢肯定懂得水满则倾月盈必阙的道理，他能够在田文最风光最热闹的时候为之营造“三窟”。到薛地收债时，竟然未请示领导同意，私下将“贫不能与息者”的欠条给一把火烧了，以此来收买人心，以备未来厄运当头之需；当孟尝君罢相之后，又是这个冯欢，在“诸客皆去”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奔走于齐秦之间，终于使田文恢复了相位。还有那个豫让，他做人的信条是“士为知己者死”，他曾受过晋大夫智伯的知遇之恩，所以不惜毁容改声，立志刺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与此二人相比，他忠诚比不过豫让，聪慧比不过冯欢。当吕不韦因[女戮（左）][土（上）毋（下）]事件受到查处时，我们不知道这位李大人是否也曾为之求情，只知道他是接替吕不韦为相了。可能是司马迁疏乎了，只说是有许多人为吕求情开脱，却独不见李斯有何作为！

    如果仅仅是对关爱他的吕不韦缺乏一点点忠诚之心也倒罢了，偏偏是他对赏识自己、把他作为治国栋梁、视为左膀右臂的秦始皇犯下了弥天大罪！始皇临终，朝中重臣唯他在场，并受托立公子扶苏为继承人，其权势地位及在皇上眼中的位置也就可见一斑了。但作为托孤重臣，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竟然经不住一个阉宦的利诱，轻易地上了赵高的贼船，扶苏被害，胡亥被立为二世皇帝，一场兵不血刃的政变在近乎风平浪静中完成了。可以说当时最了解他的人应该是赵高了。在谋划政变时，赵高的话并不多，只是把他跟蒙恬作了个对比，无论是军功还是与扶苏的关系，他都比不过蒙恬。如果按始皇遗诏立扶苏为帝，他的确面临着“下岗”的威胁；而如果与之同流，则可以“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他选择了后者！但李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被赵高狠狠地愚弄了一番！先是劝李斯进谏胡亥停建阿房宫，而且非常“精确”地提供了进谏的时间——那位二世正在“燕乐”的时候，这便惹恼了二世；然后再以其子李由身为三川守而任由属民吴广等人“为盗”，直接进谗于二世。当李斯认识到自己身处险境揭发赵高时，已是噬脐难及，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被捕入获，落得腰斩于咸阳街头的悲惨结局。

    李斯，这位曾在中国历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有他成功的辉煌，但更多的是悲哀。可以说他是一个获得了巨大成功的悲剧人物，而悲剧的核心，则是他的追名逐利、自私狭隘。

    假如他不从政，可能会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晋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时李斯擅长篆书，诸山及铜人铭皆李斯所书。北朝《古今文字志目》、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均列李斯为秦汉书法家之首。后代书法家都尊崇李斯为小篆书法之祖，现存的虽然不多的石刻碑文都可使他不朽；就一篇谏逐客书都已经使他名留千古了，如果他不去从政而潜心著书，他可能会是一名杰出的文学家。
假如他被逐后默然离开秦国，或者说嬴政不采纳他的治国之策，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种写法；假如他能够舍弃自己的私利，不与赵高同流合污，坚决地执行秦始皇的遗命，立扶苏为二世皇帝，中国的历史也可能会是另一种写法，而且至少他本人不至于被处以极刑；假如他不迎合二世及赵高，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当赵高提出对百姓应“严法而刻刑”时，李斯不推波助澜地附和“必深罚则天下不敢犯”，也不至于助长二世“行督责益严”，至少可能会延缓“黔首”们的反抗，中国的这一段历史很可能会是另一种模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秦王朝是断送在胡亥、赵高们的手里，毋宁说是断送在了李斯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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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史公说：“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这种评价无疑是中肯的，对后人也无不警示。一个人，不论身处什么环境，都要少一点贪欲，多一点豁达；少谋一点私利，多做一些善事，时刻保持一种淡泊宁静的心态，视名利如白云青烟，居心于有意无意之间，得之不喜，失之不悲，不刻意追求。闲来或邀一二知己，瓜棚豆下，品茗沽酒，谈天说地；或独处静室，翻史阅典，赏诗论文，怡然自乐。若果能如此，人生又有多少事想不通，有多少事放不下，又有多少愁苦不会抛于九霄云外呢！李斯若能想到这些，绝对不会临刑前悔恨对次子哀叹：我们连拉着黄狗在上蔡东门外的田间小路上散步的机会都没有了！